武术

漫谈明朝武术对中国武术发展的影响

来源:新浪网  发布日期:2019-12-25 22:34

中华武技的复兴就是源自这一时期军事斗争的需要,导致军旅武艺的兴起,因而成为中华武技复兴的起点。此后随着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华武技的发展方向虽然在改变,但其脉络总体上是清晰的,连续的,没有出现长时期的沉寂。——编者按

当代一些人谈论中国武技,常常追溯到明朝中期,并对那时的中国武技大加溢美之词,甚至有人认为那是中国武技发展的一个高峰。

事实果真如此吗?

然而史料表明事实恰恰相反。

首先,武技能力(这里指技击格斗能力)的高低以及对其认知水平的深浅与社会环境对其需求的程度是密切相关的,在一个对武技能力需求低下的社会环境里,武技能力以及对武技的认知水平都不可能达到其高峰。

其次,武技能力以及对其认知的深化是需要在实践的积累中逐渐深入,需要一个历史过程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成。

因此,以上两者决定了明朝时期的武技能力在中国武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处于一条近乎干枯的河流刚刚迎来一场春雨的涓涓细流阶段,是中国武技复兴的初始,其武技效能以及当时对武技的认知水平都不高,处在初级阶段。

因为中华武技的发展从南宋末到明朝中叶出现了两百年左右的沉寂期。这个沉寂期又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元朝在中国近百年的统治,这期间是禁止民间习武的。如此长期地禁止民间习武,因而极大地阻断了武技的继承,扼杀了武技的传衍。第二个阶段是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后,虽然民间习武开禁,由于明确在科举的乡试中增加骑、射,造成对武艺的追求出现专于骑射的强力导向。大家都知道科举在封建社会几乎是普通人家惟一的出路,因此这种导向性使得刀枪剑棍以及拳术这类武技难以传延。先一个近百年的长期阻断,紧接着再一个百年的强势导向,使得唐宋时期形成的很多武技,尤其是刀枪剑棍以及拳术这类武技在这两百年中大量退化、失传、消失。社会环境对这类武技需求的低迷一直延续到明朝中叶的嘉靖时期。促使这种状况发生改变的是由于这一时期抗倭战争的需要。

中华武技的复兴就是源自这一时期军事斗争的需要,导致军旅武艺的兴起,因而成为中华武技复兴的起点。此后随着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华武技的发展方向虽然在改变,但其脉络总体上是清晰的,连续的,没有出现长时期的沉寂。因此,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有关中华武技比较系统的论述大多是源自这个时期。再早的虽然也有,但比较零散。

上面提到军旅武艺,什么是军旅武艺?

就是以阵战和齐勇为特征,以用于军事战场为目的的武艺。强调相互之间的协作以及武器之间的合理配备。如戚继光就把火铳、弓箭、长枪、盾牌、短刀组成一个长短兼备、相互援补的战斗小组,如戚继光的鸳鸯阵。所以,军旅武艺好比合唱队或交响乐队,强调阵战与齐勇的作用,对单兵的格斗能力不是特别强调的。

那么抗倭战争如何促使军旅武艺兴起的呢?

当时明军仅仅长于射箭和火铳,在江南这种村落茂密、水网纵横的地区,难以充分发挥弓弩和火铳的效力,由于明军的近战格斗能力太弱,常常十几个倭寇就能把上千的明军打得落花流水、四下逃窜。因此为了提高军队近战的能力采取的措施,导致了军旅武艺的兴起。其中著名代表人物有两个,俞大猷(1503~1580)和戚继光(1528~1587)。

那么俞、戚二人对于军旅武艺的兴起做了哪些工作呢?下面就分别做简介。

首先俞、戚二人的共同之处都是针对抗倭战争的需要,有针对性地丰富了军旅武艺的内容,尤其是加强了冷兵的作用。所谓冷兵是指刀枪剑棍藤牌狼筅之类。

其次就其冷兵战术运用特点而言,两人都是以战场胜利为目的。其战术宗旨是以多打少,也就是形成几个明军对付一个倭寇。但是俞、戚二人在冷兵的使用上也有区别。相比而言,俞大猷自身的武艺造诣更为精专,尤在研究和发现技击运动的规律方面更胜一筹。俞大猷从实战出发,结合古代射术,著成《射法》一书。又综合其师李良钦以及刘邦协、林琰、童炎甫等人的心得及自身的体验,著成《剑经》一书。该书虽是针对棍术的运用而作,但所提出的战术原则具有普遍意义。其最精辟者为:

1、“顺人之势、借人之力”。“待其旧力略过,新力未发,而急乘之。”

2、“中直八刚十二柔,上剃下滚分左右;打杀高低左右接,手动足进参互就。”

3、最脍炙人口的就是“刚在他力前,柔乘他力后。彼忙我静待,知拍任君斗。”

4、他所提出“阴阳要转,两手要直;前脚要曲,后脚要直。一打一揭,遍身着力;步步进前,天下无敌。”以及“山东河南,各处教师相传杨家枪法,其中阴阳虚实之理,与我相同,其最妙是左右二门拿他枪手法,其不妙是撒手杀去,而脚步不进。今用彼之拿法兼我之进步,将枪收短,连脚赶上,且勿杀他,只管定他枪,则无敌于天下矣。”

以上这些论述触及到技击运动普遍规律的技战术原则,是值得研究技击者反复玩味的。《剑经》一书堪称是中国武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是从武技本身的发展而言,俞大猷时期对武技的认识以及当时武技所达到的水平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明显的不足。比如就对武技的认识而言,以俞大猷著名的《剑经》为例,该书尚未涉及完成俞大猷这些技术原则所需要的技能基础,更未涉及如何提升自身技能的修习要则。此外,就技击的境界和造诣而言,《剑经》尚属于有为之法,尚未触及“无形无意,感而遂通”的境界。就俞大猷时期武技所达到的水平而言,由于要急迫应用于战场,对冷兵之类武技的训练必然是短期的,不可能精雕细刻。造成其认识的局限。

戚继光则更注重武艺在当时军事战场上的运用实效性,因此注重阵战中“齐勇”的效果。针对倭刀的特点,他因地制宜地发明了多种器械以及由多人组成的长短兵器相互配合的战法,取得了突出的效果。虽然戚继光认为拳脚无预于大战,仅将拳术作为活动手足运用器械的基础。他所编著的“拳经捷要”对后世武学仍产生深远影响。其主要成就有如下四点:

1.提出“各家拳法兼而习之”,以求“上下周全,无有不胜”的技术思想。

2.提出“学拳要身法活便,手法便利,脚法轻固,进退得宜”这一拳术修习的目的。

3.提出拳术技击要有“妙、猛、快、柔”与“知当斜闪”的能力。

4.融会南北多家拳法,编选了拳术32式,以体验、追求“妙、猛、快、柔”与“知当斜闪”的技能。

以上四点对后来武学的发展影响很大,从多个层面启迪着后来一批杰出武术家的武学思想和拳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武技终非戚继光所研究和关注的重点,对于如何系统地提高武技的基本技能以及在总结、提炼武技修习与运用的基本规律方面,戚继光的《拳经捷要》并未深入涉及。戚继光对于武技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在具体技法的层面上,尚未触及探求劲力的形成与劲力作用规律这一层面的问题。

因此,俞、戚时期一方面由于战争的需要促进了中华武技的复兴与发展,并以军旅武艺的兴起为其起点。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发展武技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赢得战争,而不是以提升武技本身为其目的。因此这种军旅武艺必然要求掌握要快,训练也相对较短,造成其技术比较粗糙。其技术水平是以满足俞、戚二人的战术目的为标准的。所以,俞、戚时期的军旅武艺就武技本身的技术水平而言,处于初级阶段。

总之,俞、戚以及同时代的唐顺之和稍晚些的程冲斗同为军旅武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剑经》、《武编》、《拳经捷要》、《耕余剩技》等著作代表了这一时期武艺研究的水平,他们研究的重点是技法和相应的技术原则,并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发现了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战术原则和技法规律。但对如何提升单兵格斗能力的研究并不深入,尤其对于形成技击能力基础的研究以及对劲力的形成与作用规律的研究不仅肤浅,而且欠缺颇多,对技击能力的认识基本处在有为的层面上,没有深入到感而遂通的层面。

以阵战和齐勇为特征的军旅武艺在中华武技发展中所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并不长,大约在16世纪后期,也就是不到百年就急速地异化和衰退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作为中华武艺复兴起点的军旅武艺,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就急速地异化和衰退了呢?

在谈中华武术发展走向的时候,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不得不回望一下欧洲的文艺复兴。这股从14世纪到16世纪的欧洲文化和思想发展潮流,不仅解放了欧洲人的思想,而且也解放了他们的手脚,使得他们的科技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欧洲人的远渡重洋,给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带来了佛郎机炮和红夷大炮。欧洲人制造的威力巨大的大炮大大提升了火器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种大炮面前,曾经用来抵挡弓箭和火铳的盾牌完全失去了作用,戚继光那种靠长短冷兵之间相互配合的阵战齐勇的战术随之过时。因此导致原来以齐勇为特征的军旅武艺逐渐向单打独斗的个人武艺上发展。也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满清入关。清朝建立后明令收缴民间武器。换言之冷兵不得存在于民间。来自时代与社会的这些重大变化与冲突,导致中华武艺的发展在17世纪时不得不改变其走向。其特点如下:

第一个特点是,对冷兵的理论总结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随着满清政权的建立,一些前明的学者退隐江湖,客观上使得他们潜心致力于学理上的探求,对于武学的研究也是如此。吴殳(1611~1695)就是这时期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

明末清初之际,战乱频仍且加剧。因此这一时期社会对武技的需求急速提升,在南北文人中曾出现一股研讨兵学和崇尚武艺的风气,对武技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导致这一时期在武技效能以及对武技的认识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吴殳一共留给后世五种武学著作:《纪效达辞》、《手臂录》、《梦绿堂枪法》、《峨嵋枪法》、《无隐录》。笔者曾研读过他的《手臂录》。《手臂录》是明末清初之际最重要的一部武艺著作。它上承戚继光《纪效新书》、程宗猷《耕余剩技》、程子颐《武备要略》等,不但记载了石敬岩、程真如等明末江南名家的枪法及其传授渊源,而且还对明代各家枪法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比较。

在对枪法研究的深度上,《手臂录》的确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他提出的“枪法圆机说”、“一圈分形入用说”、“枪法元神空中鸟迹图”、“枪根说”、“闪赚颠提说”、“脱化说”,以及“针度篇”、“枪法微言”等揭示了枪法运用的基本规律,其中甚至蕴涵了某些技击运动的普遍规律。如他所提倡的“横中有直,直中有横”,以及他所提出的枪有六品中的:“一曰神化,我无所能,因敌成体。如水生波,如火作焰。”说明他对武技的体认已经达到相当精深的境地。甚至可以说吴殳已经触及到中国武学之道的核心:“因敌成体”、“感而遂通” ——“无为无不为”这一境地。吴殳的武技成就以及对武技的认识比俞大猷、戚继光等人深入了很多。

随着以齐勇为特征的军旅武艺的衰退,军旅武艺逐渐向个人武艺上转化,导致对冷兵技术的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但吴殳的武技成就主要体现在对冷兵尤其是对大枪技法的研究层面,虽然开始触及某些劲力形成规律的探究,但仍不深入,对于他自己所提出的神化之品也没能进一步揭示这种“因敌成体”现象的机理和形成规律。

第二个特点是化枪为拳。导致对拳术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姬龙峰(1602~1680)。在军旅武艺的领域里,拳术大多只是作为运用器械的基础,重在活动手足,以求身活、手活、步捷稳固而达进退得宜,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方法,并非用来表达武艺的成就。但随着清初对于民间武器的限禁和收缴政策,导致一些武艺家不得不以拳代器,用以自卫。于是在客观上促进了对拳术的研究到达一个新的高峰。姬龙峰原精枪法,随着清政府对民间武器的收缴,为了适应自卫的需要,导致他不得不研究徒手自卫技术。他通过深入研悟枪理,提炼出六合要则,从而以枪理来指导拳理,创编出以十大形为特征的心意六合拳。六合要则的出现,标志着对武艺的研究已经深入到探求劲力形成规律的层面。这对后来各派武艺的形成和发展影响甚大。遗憾的是目前看到的一些托名姬龙峰的著作很难确定出自姬龙峰之手。此外就目前看到这些托名于姬龙峰名下的文字在技理技法上与后来的形意拳相比尚存在诸多不足。

第三个特点是武技开始吸收导引吐纳之术向养生、健身的方向上发展,代表人物之一是陈奏庭(1600~1680)。主要成就是他创编的陈式拳。陈奏庭以戚继光的三十二式为基础并融合进导引吐纳之术,创编了长拳十三式。该拳突出了养生健身的作用。陈奏庭的这一贡献,对后来太极拳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因此,自17世纪开始,武艺向单兵能力上发展、拳术在武艺成就上的地位开始显豁以及武技向养生健身的方向上演化,不仅成为17世纪武术发展的三大特点,而且基本构成了此后三个世纪中华武术发展的大致走向。

文章原标题:明朝的武术成就以及对中国武术走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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